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（第一章 第二节 启蒙的文学思潮 ）

  本文摘要：编辑 | 考文学排版 | 考文学启蒙文学思潮，是批判文学思潮的延伸，也是批判文学的结果，因为，批判是启迪智慧的钥匙，而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料未来，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”。1、启蒙文学思潮兴起的配景（1）对传统和传统文学批判的深入。 （2）在引进西方文学中，“人”的发现。（3）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需要。

编辑 | 考文学排版 | 考文学启蒙文学思潮，是批判文学思潮的延伸，也是批判文学的结果，因为，批判是启迪智慧的钥匙，而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料未来，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”。1、启蒙文学思潮兴起的配景（1）对传统和传统文学批判的深入。

（2）在引进西方文学中，“人”的发现。（3）历史的启示与现实的需要。新文学先驱们对传统文学及文学观批判的效果，是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“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看法”（周作人《人的文学》），体现在文学思想上就是见物不见人。

“文以载道”，以千年稳定的道为圭臬，“复古”则以既定的物的规范来限制人的缔造，而“我注六经”的思维方式，则使人完全沦为“经”的奴婢。所以，旧文学看法的每一种形态，无一不是压抑人性的，“我们所以不满足于旧文学，只为他是不合人性，不近人情的伪文学，缺乏‘人化’的文学”®，比照西方文学，旧文学及其看法的这种非人化的毛病就更为显着，“西洋近世的文学全遵照这条门路生长：不特他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，就是他的一言一语，一切表词法，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，也全是‘实获我心’”。

生机勃勃的西方文学的生长，就是因为充满了人的信念，人的色彩，人的情调。而以西方文学为楷范的新文学的提倡者们，从对中西两种文学的正反比照中，引出了一个崭新的思想，“我们现在应当提倡的是‘人的文学’”°。

于是，人，这个万物的灵长，第一次鲜明地泛起在了中国文学旌旗上。在睿智而神俊的古希腊神话中，有一个神奇而悠韵的传说，神秘的斯芬克司向所有经由它眼前的活物提出同一个谜语，即：什么工具早晨用四条腿走路，中午用两条腿走路，晚上用三条腿走路。

通常解答不了这一谜语的活物，都将被它吞没。世界充满了恐怖，而智慧而富有智慧的俄狄浦斯却解开了这个谜底，他肯定地回覆，这是人！人的发现，成了智者走向胜利的起点，也成了挡路者羞愤地摔下万丈悬崖的原因。而新文学先驱们对于人的发现，正是新文学走向新生的最伟大的宣言。

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思想，之所以都被美学的司芬克斯吞没了，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人，没有解开斯芬克司之迷，而新文学第一次解开了这个迷。世界好像充满了阳光，一切存在似乎都变得清晰起来了，文学也在人的光线下好象显出了前所未有的活气。然而，事情远没有如此简朴。

人的发现，并没有使先驱们惊喜若狂，因为，智者的天才发现，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意识，也没有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。“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看法”（周作人《人的文学》），现在，人的世界也仍然被愚昧、森严、僵化的文化气氛笼罩着，中国人仍然睡在“铁屋子”里，一片寂静，满脑迷惘。

如此的国民，如此的情景，向新文学先驱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：既然中国人“最不明白的是人”（付斯年语），那么，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人，认识自己。启蒙的问题就这样一定地被提了出来。“什么是我们革新的手段——态度和方法呢？我们的革新的偏向，是向下的——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、思想、习俗革新起来……，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的心理，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，提高他们的道德看法”­。而启发国民的心理，革新国民的灵魂最有力的工具“当首推文艺”（鲁迅语）。

启蒙的文学观，就在这样的配景下形成了。这种文学思潮也有两种形态：理论形态与创作形态。

我们主要分析理论形态。2、启蒙文学思潮与“人的文学”观很显然，启蒙是直接与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，那么“人的文学”理论就成了启蒙文学观最显著的标志和理论展开的基础与前提。新文学先驱们是在对人的全面认识中展开“人的文学”理论的。

这种对人的全面认识，就是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来全面掌握，其直观抽象就是“灵与肉”的统一。周作人在《人的文学》中说：“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‘天地之性最贵’或‘圆颅方趾’的人。乃是说‘从动物进化的人类’”是“灵与肉一致”的存在物。

”这种认识，没有疑问，是直接从西方思想宝库里吸取来的，因为“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重新做起，人的问题，从来未经解决”，而西方从文艺再起旧就有了“关于这‘人’的真理的发现”，并在以后的实践与追求中建构起了关于人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，发生了一系列物质效应。新文学先驱们在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和融汇中，让“人的文学”观，徐徐地伸开了自己的触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人的文学”这一命题在客观上是包罗着“文学是人学”这一文学本质的深刻内在的，虽然，这种内在只是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包罗在其中，而没有获得充实舒展，可是，作为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赔偿，这个命题却在另一个条理上散发出了自己的韵味，“用这人道主义为本，对于人生诸问题，加以记载研究的文字，即是人的文学”。

这一段话，以由外向内解说为基点，以理性、思想为原则，在客观存在与主观自觉的对应中，勾勒了组成人的文学的种种因素，而其中作为基本的“人道主义”，无疑是人的文学的理性前提。在西方文艺上，把理性作为艺术生产前提的主张，正是启蒙文学的特点，而我们也正是从这一种倾向上，看到了“人的文学”观所具有的显着的启蒙性质。这个性质在于：它更注意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，即文学与人的解放的关系，而相对忽略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，即人作为创作主体的关系；更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不太驻足于文学的美学意义。

如此一来，就在理论上发生了一种显着的倾斜：对文学历史价值的叙述，重于对文学本体的叙述；对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，多于对文学内在结构的认识。从而形成了文学的道德意义，重于文学的审盛情义，文学的精神意义，重于文学的知识意义的局势。用一个判断来表现就是：文学主要是启蒙的工具，是散布关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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